“上海-苏州”上榜，距离全球顶级医药产业集群还差什么？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竞逐日益激烈。长期以来，波士顿、纽约、伦敦等城市稳居世界生命科学创新版图塔尖，一批新兴城市正在悄然发力，试图在下一轮产业洗牌中占据一席之地。

上海和苏州是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势力的代表：硬件设施不断升级，资本相对活跃，企业与研发机构密集涌现。那么，沪苏跻身世界一流了吗？

2024年11月MedCity发布的《全球生命科学城市比较报告》，对全球生命科学重点城市进行了评估和排名，“上海-苏州”作为一个城市产业集群位列全球第九。作为唯一上榜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名次背后仍有诸多值得追问之处：我们与第一梯队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未来的“跳跃”要靠什么？

本文以该报告为基础，结合城市群产业演进现状与结构性对比，尝试拆解全球生命科学中心城市的胜出逻辑，厘清上海苏州的跃升瓶颈，并探讨其成为全球核心圈成员的潜力与路径。

波士顿、纽约、伦敦为什么稳居前三？

该报告从五个关键维度：研发创新、临床研究环境、人才生态、投资环境与商业环境，对全球生命科学重点城市进行逐项对比，各指标加权综合产生总排名。波士顿、纽约和伦敦依次为全球前三。

波士顿在“研发创新”和“人才生态”两个维度中排名第一。马萨诸塞州作为美国面积最小的州之一，122所学院和大学高度集中，首府波士顿围绕哈佛、MIT等顶尖院校构建起世界级科研生态，稳定的人才来源使其成为18家全球顶级制药企业的“标配驻地”。

地理局限性反而促使波士顿的研究机构、医院、企业高度集中，形成强协同集群。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的研究基地，从旧金山蔓延到圣地亚哥，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生命科学集群的联动效应。报告指出，如果聚集在一起，或许能与波士顿相媲美。

纽约是“投资环境”、“商业环境”与“临床研究”优势相结合的代表，综合排名第二。

得益于其庞大的临床试验网络和历史悠久的研究机构，纽约在“临床研究环境”指标上居于首位。纽约拥有美国首个临床研究中心——洛克菲勒研究所，于1910年开始运营，是生命科学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且，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等机构研究能力强劲，是许多创新疗法的重要试验场。

此外，纽约拥有数量最多的风险投资公司、频繁的融资活动，以及显著的生物医药独角兽数量，形成完整的投资闭环。

尽管拥有这些优势，纽约在研发创新维度排名第三，在人才生态系统方面仅排第五。与波士顿和旧金山相比，纽约劳动力规模较小，生活质量和收入潜力相对较低。

伦敦与纽约类似，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商业环境”和“临床研究”维度表现突出，兼具政府支持、国际化企业平台及稳定的金融和合规基础。在药品注册、监管对接、国际交易等方面发挥枢纽功能。

目前，伦敦在AI创新应用方面的进展巩固了其地位。伦敦聚集的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和数据公司数量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地区，据报告，这些公司总计吸引了超过29亿美元（21 亿英镑）风险投资，艾伦・图灵研究所（Alan Turing Institute）与谷歌DeepMind等领先研究中心赋能药物开发，而GSK也将AI中心设在伦敦。

这些城市的共通点在于，围绕一到两项核心优势构建覆盖基础研究、资本转化、制度保障、人才供给、政策支持等多维度要素的完整体系。最终使其更具持续引领能力，也更容易形成网络外溢效应，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带动。

中国产业集群，崛起中的优势和短板

作为唯一进入TOP 10的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代表，上海-苏州展示了中国生命科学产业的快速跃升。

上海-苏州在“投资环境”维度中表现最为突出，凭借高频次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项目、有竞争力的投资规模和风险投资公司数量，跻身全球第5，成为亚太地区投资环境最佳的城市。

同时，从金额来看，上海和深圳的种子轮融资中位数极高，深圳的融资金额几乎是除上海外其他海外城市的4倍左右。得益于政策和产业基金的引导，财政补贴与激励、产业园区、孵化器的建设等共同推动了中国城市投资环境的发展。

“研发创新”维度，上海-苏州得分位列第9，中国科研力量在全球的可见度正稳步提升。其中，上海-苏州在国际出版物和专利拥有量方面表现突出，超越综合排名更靠前的巴黎、新加坡等地。同时科研国际合作率较高，位于波士顿、旧金山、纽约、伦敦之后，跻身世界前五。

临床研究环境的评估基于医疗实践机构数量、临床试验数量、研究人员数量，以及早期阶段试验入组速度和监管流程效率，上海-苏州位列第6。

从临床I期试验入组速度这一细分维度来看，上海-苏州全球第一，深圳、香港在这一数据维度也有不俗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整体早期临床试验效率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成本低廉，是开展早期试验的理想之地。 

但在其余维度中，上海-苏州的短板亦较为明显：

人才生态系统排名第12，公共教育支出 、生活质量、高级人才收入潜力等方面与顶尖城市仍有差距；商业环境维度更低，仅列第18，反映出中国城市在企业估值体系、国际商业规则适配、早期成果市场化机制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

整体来看，上海苏州的表现体现出典型的“速度型成长”特征：单项指标靠前，但未能形成稳定协同的系统结构。这种阶段性结构使其能迅速进入全球榜单前列，但只有补足人才和商业环境短板，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闭环，进而跻身世界顶尖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圈层。

如何实现下一跳跃？

横向对比，全球生命科学顶尖城市多呈现五维均衡形态，上海-苏州则呈现“局部峰值+系统性缺口”的结构差。然而，高分维度的天花板效应远低于短板维度的木桶效应，在城市的全球竞争中，多项指标的综合协同往往决定其发展高度和稳定性。

补短板的核心在于人才机制改革与商业生态培育的双轮驱动。

高端人才的自主培养、保留与激励仍是制约其下一步突破的瓶颈。一方面，“国际+本土”的人才融合机制已成型，中国创新环境具备吸引海外科学家的实力，但长期扎根更考验顶尖人才与本土产业的双向适应；另一方面，科研端和产业端在本土人才培养机制中的配合仍有待加强，使科研工作者能够真正进入产业参与成果落地。此外，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国际认可度不足，影响了全球榜单中的部分数据及排名。

商业环境的系统升级需从规则适配、估值体系和企业结构等多方面入手。目前，中国企业的估值逻辑尚未与国际对齐，缺少放在全球市场中基于技术路线、市场潜力和临床价值的更成熟的判断标准。同时，本土龙头尚未显现出大规模聚集、整合中小型创新资源和上下游产业链的能力，中国土壤上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型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与德国类似，中国生命科学产业整体实力不逊，但在全国多地区内分散为多个集群，单个城市的全球排名或许不够亮眼。事实上，中国长三角地区在功能协同上已初步呈现耦合趋势。上海在金融资本、人才吸引和国际资源对接方面具备优势，苏州则在前沿研究、产业化、制造端形成承接。未来若能构建“城市群式”的政策联动与人才协作体系，或将形成类似于旧金山湾区、伦敦-剑桥创新走廊的结构优势。